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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创新简史——寻找下一个孕育华为大疆的大潮

来源:网络 日期:2019-08-12 点击:0
在孕育成功企业的各种因素中,有意或无意在正确的时间顺应了正确的大势,无疑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
伴随着科创板和贸易摩擦,具备核心技术实力的科技企业,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很多人都在急迫的寻找下一个华为或者大疆。然而,相比于关注目前成长起来的企业,未来的科技企业在何方,或许是更多人关心的问题。在孕育成功企业的各种因素中,有意或无意在正确的时间顺应了正确的大势,无疑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
 
宏观经济的研究不只一次的告诉我们,时间轴拉长后,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于是在看惯了科技创投、互联网这几年创投的热潮后,作者把时间轴拉长到改革开放这40年,寻找孕育科技创新创业的大潮。从不完全的研究观察看,技术发展与体制变革交织的核心动力,推动了40年来科技创新创业5个阶段的发展,成功的企业刚好都踩在正确的大势上。而如今,科技创新的动力都在逐渐熄火,下一步科技创新创业还能来自何处值得深深思考。
 
80-90年代初,改革开放遇上电子信息兴起
 
20世纪80-90年代,大洋对岸的几家科技公司,开启了此后40年的计算机时代。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在1983年推出新型电脑Apple Lisa,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在1985年发布了windows 1.0操作系统,英特尔在1985和1989年相继推出80386和80486处理器,将CPU带入奔腾时代。随着CPU、操作系统、PC的成型,摩尔定律的效果开始快速显现,世界开始快速迈向PC时代。
 
同时期的中国,落后的科研体制跟不上科技发展速度。改革开放前,中国处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搞科研主要靠政府办的各种科研机构,并进行任务分配。如此做法早期固然诞生了两弹一星等卓著成果,但在此后在更多民用领域限制了技术的发展,科研院所的发展也步履维艰。当时中科院计算所举全所之力,花了八年研制的大型计算机“757工程”获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但是运算速度远落后国际水准,没有达到最初军事部门设定的目标,被停掉了研究资金划拨。
 
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一批先行者跳出体制在电子信息领域创业。以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中科院物理所的陈春先、联想的柳传志等为代表,一批科研工作者或深感体制弊端,或看到了市场机遇,或迫于体制内生存压力,离开体制投身科技创业。1984年,联想前后,四通、信通、京海、科海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人员创立的民营科技公司先后在中关村成立。坐拥50余所高校,100多家研究院的中关村,地理优势得天独厚,凭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恰好成为那个时代创业潮的标志。
 
中关村只是电子领域小部分人的先行探索,此后的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真正拉开了科技创新面向市场的大幕。
 
1985年3月13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改革涉及科研管理机制、科研院所管理模式、科技拨款制度、建立高新区等内容,打开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口子。之后的1988年,民营经济的市场地位被宪法确认,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创新开始快速发展。
 
科研体制改革全面面向各个科研领域,重点是加强对科研体制的支持。如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恢复职称评定,加强中科院建设,建立博士后制度,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此后国家还先后制定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重大项目攻关计划、重点成果推广计划等一系列重要计划,这些计划也在后来贡献了大量产业化成果,如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移动通信、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抗虫棉、基因工程等诸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都源于“863”计划。
 
不过电子信息发展带来的机会,在科研体系外的国企改革和创业民营企业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1985年,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张瑞敏从用大锤带头砸毁76台不合格冰箱开始,将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家电第一品牌。同在山东的山东电子设备厂,在连年亏损,濒临倒闭时,依靠电子工业局下拨的10万元项目费,果断转向研发微型计算机,在1983年研发出第一台个人电脑0520A,当年扭亏为盈,并在此后的1993年转向服务器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行业领军者浪潮集团。
 
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子元器厂北京电子管厂, 80年代业绩一落千丈,连续7年亏损,甚至有员工靠捡菜叶维持生计,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之后会计出身的王升东被认命为厂长,带领2600多名员工集资,说服银行债转股,在1993年成立了混合所有制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才有了20多年后,显示面板领域中国的骄傲,如今的京东方集团。
 
相比于国企们,普通民营创业企业缺少资源优势,更多是从贸易或者来料加工等开始。当时在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中航技、中电公司等国企投资了第一批电子厂,建设了深圳第一高楼电子大厦。而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又与妻子离婚的43岁中年男人任正非创立的华为主要代理销售香港公司用户交换机。在他之前2年,从西安南下深圳创立中兴的侯为贵,也主要从事电风扇、电子琴、电话机等各种电器的加工。
 
但中兴、华为等优秀的企业把握住了机会,较早转向自主研发,并在广阔的市场中找到了合适的产品方向,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兴成立第二年就选择了自主研发,5年后自主研发成功第一台数据数字用户交换机,7年后中兴在深交所上市。任正非也在公司成立2年后开始自主研发用户交换机,又过了3年,华为自主研发的农村数字交换解决方案大规模销售,2年后年销售额就达到了15亿元。
 
90年代后半期,互联网风起
 
随着硬件和PC的逐步普及,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全球IT技术进一步发展,开始迈向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爆发式的成长性和低门槛,造就了电子信息之后一波全球科技创业热潮。中国的有识之士也赶上了这股潮流,如今不少互联网巨头,如搜狐、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都是先后在1998-2000年间成立。
 
互联网公司诞生和发展模式,却与上个时代电子信息硬件公司截然不同。
 
不论是英语教师马云,还是大学毕业搞技术外包的马化腾,海归技术精英李彦宏,亦或是辍学创立泡泡网的李想,多样化的民间个人成为互联网创业的主要构成。当然其中更多的,则是学习了美国先进互联网技术的海归。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号召海外华人回国,并许诺优惠政策的时代,形成了第一次出国人员回国潮。搜狐张朝阳、北极光邓峰等都是此时回国创业。
 
与互联网创业配套,是已经目睹了美国互联网发展,深信中国市场机会的国外风险资本。IDG参与了腾讯的天使轮投资,软银投资了阿里巴巴2000万美元,德丰杰投资了百度。此时的本土风投才刚刚有苗头。1999年深圳政府成立深创投,2000年达晨创投和同创伟业成立,本土风投刚刚流行天使投资,整体遗憾错过BAT三巨头。
 
此后,海归+风投模式在互联网界风生水起,资本助推加上民营企业的高效率、行业市场化程度高,中国互联网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直至如今很多方面领跑全球,也彻底改变了国人的生活。
 
互联网之外,分税制、国企改革、房地产市场化、入世等一系列改革推动了社会的剧变,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在诸多领域给民营科技创业带来了机会。不过民营实业科技企业没有互联网的好机会,创业大多需要自筹资金,从低端产品和加工干起。
 
1995年,在公务员下海大潮中,28岁的处级干部王传福,从一个做投资管理的表哥那里借了250万元,注册成立了比亚迪科技,领着20多人在旧车间里开始了镍铬电池的生产。1998年,钱东奇成立了科沃斯,并开始了为国外吸尘器代工(次年后开始研发自主产品)。稍晚些的2002年大年初二,刚注册成立海康一个多月的胡杨忠还在办公室担心公司产品能否如期开发出来,市场反应究竟如何。
 
剧变的社会拉动科研体制的改革,释放了更多科研体领域转向市场化。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方针,“稳住一头”旨在稳定支持基础研究,“放开一片”强调科研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于市场。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发布,重点系统调整科研院所布局结构,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一批体制背景的科技公司此后快速成立。1995年,基于863计划成果,曙光信息产业(深圳)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多位硅谷的博士创建中星微电子。2000年,中科院沈自所下的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工业机器人部分产业化成新松机器人公司。2001年,曾任国家863计划集成电路设计专家组组长严晓浪在杭州创立了中天微。1999年,在863语音合成比赛中取得第一名的中科大刘庆锋等学生,拿着安徽美菱和信托给的3000万,成立了科大讯飞。
 
跳出体制企业化发展的这批公司,此后很多取得了快速发展。曙光信息产业(深圳)有限公司如今成了HPC的代表性公司中科曙光,中星微电子在2005年成为第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芯片设计企业。新松机器人如今已经是A股机器人第一股,中天微在2018年被立志发展芯片的阿里巴巴收购,科大讯飞如今则是A股人工智能第一股。
 
新世纪第一个10年,科技创新转向
 
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经历过互联网泡沫后,互联网从新技术转向大规模产业应用,国内互联网BAT三巨头的格局也渐渐成型。
 
2002年腾讯的QQ注册用户破亿,南非MIH入股投资数千万美元彻底解决了腾讯的资金问题。2001年,百度转型搜索网站,上线竞价排名机制,2003年时全面盈利。2004年阿里巴巴获数家一线机构8200万美元投资。此后,BAT充分展现了互联网速度。04年QQ注册用户破3亿,腾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百度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阿里巴巴也在2007年在香港上市。
 
风投随BAT们上市退出的巨大收益,以及2009年创业板的开市,极大鼓舞了资本市场,沉寂的本土风投随之火热起来。
 
与投资机构火热并行的,是第二波海归归国潮。海归们凭借国外学到的先进技术和模式,拿着国内的热钱,开始在互联网和信息领域掀起新的创业热潮。08年金融危机和在此前后一批外企的入华,也贡献了一批外企创业者。
 
但这一波互联网创业享受的已经不是技术红利,而是中国巨大的单一市场带来的互联网应用红利。即便是占据统治地位的BAT,也对于前沿技术研发不感冒,更关心层出不穷的新模式,以及解决超大规模用户带来的技术应用挑战。第二波回国创业者中典型的“谷歌中国帮”,创业也主要在电商,O2O等领域。
 
更关心互联网技术研究的,则是政府和科研体系。1999年开始,倪光南院士和各级政府,大力扶持海归李德磊博士创立的方舟科技,研发出中国第一颗自主CPU“方舟一号”,并结合永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推向市场,但产品过于难用,虽然获得政府采购数万台,最终公司还是破产清算。2003年“汉芯事件”更是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06年国家又启动了“核高基”计划,希望在信息技术的核心领域加速追赶,然而结果也是众所周知。
 
虽然体制内的弊端决定了在互联网这一领域很难形成突破,但政府在这一时期采用的类似扶持互联网创业的海归引进政策,却着实为此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很多科技领域创新开辟了新道路。
 
2008年12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重点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2008年开始,用5到10年,引进2000名左右人才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即著名的“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前,北京、上海等少数省市先后出台了鼓励海归创业的规定。“千人计划”后,越来越多城市出台政策吸引海归创业,而且“千人计划”专家都成为支持的重点,政策力度空前,例如深圳市的孔雀计划,直接奖励金额高达上百万。此后多年,一批千人计划活跃在各领域科技创业的一线,如今“千人计划”专家也成为中美竞争中焦点。
 
信息产业之外的更多领域,体制改革和市场发展将企业推向科技创新的重要位置。2006年,国家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建设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力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开始成为科研体体系外,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
 
2009年时,华为在无线接入市场份额已经跻身全球第二,PCT和LTE专利也在全球领先;海尔洗衣机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并获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京东方通过资本运作,不但成为最大内资液晶显示企业,还不断实现5代TFT国产的突破。新松自主研发全系列AGV,占据国内工业AGV主要市场,并在深交所上市。
 
起步较晚,但选择自主研发的企业也取得进展。中天微完成了自主指令集的设计;经历过前几年的产品形态探索,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7系面世 ;中星微电子占据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的市场份额;海康的产品成功用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连续5年入选全球安防50强。
 
此外,这一时期还孕育了一波重要的创新技术。
 
2006-2007年,研究直升机飞控的汪滔成立了大疆,杨建军和彭斌则先后成立了零度和极飞,他们还在苦苦求索多旋翼无人机的可能方向。后来成立优必选的周剑2008年开始决心做机器人,还在斯坦福上学的刘自鸿刚刚开始他的柔性屏课题研究。
 
大洋彼岸,SpaceX和特斯拉相继成立,分别在经历早期的资金困难后,在2008,2009年先后获得NASA和美国能源部数亿美元资金支持,为日后的辉煌打下基础。
 
2010-2015,动能换挡
 
2010年之后,QQ与360的3Q大战成了传统互联网的高潮。此后,门槛更低移动互联网时代逐渐向人们走来,加上火热的资本环境,一大波模式创新的移动互联网创业潮风起云涌。千团大战、共享经济、O2O公司们被一阵阵大风吹上了天。
 
移动互联网的模式创新更甚,互联网已经不再是驱动创新的技术。不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据的积累,数据处理技术迎来突破。2012年时,《大数据时代》摆在各个书店进门显眼处;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准确率取得重大进展,商用成为可能。
 
数据技术发展刚好遇到第三波海归潮,一大波海归技术大牛和高管看到新技术的机遇,回国创业成立科技企业。此后几年,在海归潮、资本风口和新技术涌现的叠加下,技术创业成为与互联网模式创业并行的另一条重要发展路线。
 
201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的朱珑,拉上自己交大校友,阿里云技术总监林晨曦一起创立依图。麻省理工SMART研究中心的黄源浩从国外回到深圳,并于次年成立了奥比中光。李志飞从Google离开,带着“探索下一代人机交互”的初衷,回国成立了出门问问。2013年,赵勇离开山景城的谷歌研究院,回到北京创立了格灵深瞳。
 
国内科技工作者也同样抓住了这次新技术的机会。2011年底,刚毕业在微软亚研院MSRA工作不久的印奇,和几个清华同学一起,创立了旷视科技。体系内的中科院重庆所动作慢了点,云从科技成立时,马云通过支付宝刷脸给旷视做了一大波宣传,依图也已经发布了“蜻蜓眼”车辆平台。但凭借国家队的独特资源优势,云从一年内仍先后获得6000万元天使轮和2亿元A轮融资,并且在如今国资背景重的银行等市场,依然占据着市场优势。
 
数据技术之外,互联网向制造业的渗透,孕育了另一波新硬件企业。
 
当时国内电商风声水起,电商带给制造企业全新的渠道和能量。全面转向服务机器人并拥抱天猫的科沃斯在2013年在行业占据了领先。而大洋彼岸Eric Migicovsky 的团队拿不到风投,却在Kickstarter 众筹达到创纪录的 1026 万美元后,京东、天猫们也都上线了众筹平台,给硬件创业提供了一条比VC更简单的融资渠道和产品预售渠道,无人机在内的一批硬件企业受益于这一波红利。
 
2013年大疆的精灵无人机问世,引领了消费级无人机新品类。零度在几年摸索和2B业务后,也开始研发多旋翼飞控,并在之后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紧追大疆。极飞在2011年虽然和顺丰的合作不顺利,但通过农业业务已经年收入2000万,发展方向明晰。
 
2012年,在卖掉第二套房后,周剑的机器人舵机终于研发成功,Alpha1上市,优必选获得比亚迪投资走上正轨。同年,互联网公司担任高管的高禄峰和创办了机器人公司的王野决定开拓平衡车市场,联合创办了后来的纳恩博。
 
当然渠道和资金背后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深圳电子产业30年积累形成的低成本、高效的生态体系,结合国际开源硬件趋势,进一步拉低了硬件微创新的门槛。2013年,刚毕业在深圳结束实习的邓世韬,放弃Offer拿着实习赚的钱在龙岗租了民宅,通过国外众筹的25万美金,成立了uArm公司,去年uArm公司联合猎豹发布了一批机器人。
 
此外,多年科技体制改革后,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部分企业通过“灰度创新”,逐渐转向创新驱动并占据行业头部。这些过去挣辛苦钱的中国企业,不甘心被按在中下游摩擦,有钱后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逆向工程”等或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逐步掌握核心研发设计能力,向产业上游迈进。格力成为核心科技代名词,京东方先进LED产线陆续投产,高铁成了中国新名片。
 
进入这个时代,中国各类制造业产业格局已然成熟,没有深厚基础的后来者,则被钉在了产业链的中下游加工领域,再想通过早年企业先加工壮大自身,再转向灰度创新自主研发的发展路线变得困难。
 
只有在光电等少数技术相关领域,细分新技术的突破仍然孕育科技创业的活力。2012年,曾在英特尔、中芯国际等公司从事近20年研发和管理的孙智江,带着团队来到南通创办了海迪科光电,主打LED上游核心产品。2014年,在中科院从事自主知识产权汽车芯片研发的金星从中科院离开,基于前期研发成果,创立中科领航。
 
2015-2019,高潮与破灭
 
2015年,李克强总理现身创业大街,“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推向高潮。然而,这些创业多是模式创新的泡沫,甚至本来确实有进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也伴随着泡沫膨胀起来。从2016年的VR/AR,到2017年的人工智能,到2018年的区块链,这些新潮但又难懂的技术名词,吸引了众多海归、高管、乃至大学生参与进来,掀起技术创业的一波又一波高潮。
 
可惜,这些领域泡沫远大于机遇。VR/AR和区块链,风吹过后一地鸡毛。17年AI热潮前后成立的公司,只能眼看着几年前出发的商汤、旷视、依图们的门被踏破,仿佛竞赛一般把融资金额推高到数亿美元的量级。
 
比泡沫破裂更严重的问题是,找不到新的信息技术来造泡沫。
 
40年来,信息技术发展的日趋停滞。15年之后信息技术领域的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很少,2018年很火的区块链是9年前提出的技术,物联网也是老概念。5G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前景也非十分明朗。电动车的续航、电池寿命等问题始终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氢燃料电池路方兴未艾。广泛的自动驾驶5-10年内看不到普及的希望。信息技术的关键基础摩尔定律也在逼近极限,多家半导体公司放弃了3nm制程的研发。
 
新信息技术产品的投入产出比却越来越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微软HoloLens 参与者近千人,研发足足历时9年,整合了非常多方向的关键技术,代价或许达到上亿美元,然而销量惨淡。Google动用海量服务器集群和工程师研发Deep Mind,产生的具备商业价值的应用方向却并不多。商汤上百个博士的研发阵容资金消耗巨大,一直靠极强的融资能力支撑。无人驾驶汽车能落地的只有少数封闭场景。深度摄像头技术奥比中光从成立到做成手机模组过去了5,6年,但如果没有iPhone 10 的带动,应用场景依然不算广泛。更不用说半导体行业专用芯片一次设计到流片、量产所花的亿级成本和年为单位的时间。
 
技术停滞导致海归人员技术优势变得不明显。尽管国家2015年开始仍在通过《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等大力鼓励海归回国,但在相当多的信息技术领域,国内和世界领先的技术差距已经缩的很短,除了少数海外名校,已经十分庞大的留学回国群体反而因为水土不服,不了解中国市场面临劣势。
 
信息技术发展的停滞,但体制释放的红利在继续。国家进一步放开科研体制创新创业的条件,并提供配套资金支持,政府也手握大把资金,促进创新创业。
 
2015年,国家就相继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推进科研体制改革。2017年,人社部公布《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创业可以保留职位,更是进一步为科研人员创业放宽了条件。
 
资金层面的动作更为明显。在国家一直揪心的缺乏核心技术的集成电路领域,国家2014年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一期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基金促进企业发展的方式还是收到了一定成效,近些年长春光机所65nm光刻机,中芯国际5nm蚀刻机等好消息不断传来。
 
中科院体系也快速跟进。2015年中科院下属西安光机所的米磊博士也发起成立了中科创星,重点投资硬科技创业。2017年,国科控股又发起成立了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中科院自上而下构建了多级多样的资金体系支持科技人员创业。在此鼓励之下,中科飞测等一批中科院系科技创业公司相继成立。
 
地方政府更是越来越走向前台。和2018年风投的资本寒冬形成鲜明对比,政府引导基金屡创新高,有数据显示,到2018年底时,政府引导基金募资总规模达到3.7万亿元。配合着基金,很多地方政府也推出一系列配套优惠政策,吸引科技创新创业公司到当地落户,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
 
但科研体制的红利毕竟有限。科研体制内有能力的科学家都成了商人,科研后继乏力,还有很多科研体制内的成果根本达不到领先,也不具备产业化价值,再给钱促进创新创业也没有意义。政府引导基金通常有反投到当地或在当地落地的要求,基金管理者拿着海量资金却很难投出去,也形成了庞大的堰塞湖。
 
相比之下,此前一直被禁锢的军工科研体系,通过军民融合改革,成了如今科技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2014年国家开放民营航空航天领域,2015年3月时,习近平在讲话中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军民融合又被写进十九大报告中,一批航天人士嗅到了机遇。谢涛、王建蒙等人在2015年6月从航天体制内辞职出来创立了九天微星和蓝箭空间,做投资的舒畅干脆自己亲自上阵在2015年8月成立了零壹空间,杨峰在2016年成立了天仪研究院,星际荣耀则是在2016年10月成立。
 
此后的几年,这些航空航天先行者们陆续获得了亿元融资,火箭和卫星相继发射。不过火箭和卫星研发本就是需要长期投入和积累的领域,蓝箭航天和零壹空间的首次运载火箭发射都未能成功,投资机构还能否持续给予海量资金支持有待观察。
 
2017年,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组织管理体系取得重大进展,相关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果陆续浮现。军民融合成果展等每次都能吸引一大批民营企业参与,并展出一系列军工企业的民用化产品。国有军工院所的改革也陆续启动,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海工博会等大型行业展会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航天、船舶等军工企业的身影。
 
上个阶段就已经成为创新主力的实力企业们,在新形势下面临新变化。很多企业庞大的机构显然不能很好的支持创新,于是他们开始引入创投模式,促进内部的创新创业。海尔把企业平台化,通过平台赋能松散的小团队,激发更大的创新活力。京东和科大讯飞合作成立叮咚音箱,剥离创新业务团队成立创业公司。中科创达和Arm合作安创空间,共享公共产业资源促进产业创新。
 
当然,引入创投模式,也并不能解决科技创新的源动力问题。技术应用的红利,被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渐渐吃完,要进一步推进技术发展,需要更底层的基础技术研究。强如华为,阿里已经开始投入更基础的科研,但更多企业则不会承担基础科研,这毕竟是科研体系的事情。
 
路在何方?
 
所以,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时间点。技术基本到头,科研体制的红利基本释放,海归的红利也基本用完,还想要进一步催生科技企业,恐怕还得科研创新体系的深度变革才行,比如变革科研经费管理,缩减科研院校规模,校企深度结合,军工推进前沿研发等等。只有这样,在内忧外患的时代,我们或许才能不断期待下一个华为、大疆的持续出现。

关键词:华为,大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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